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吸引和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记者，根据索尔兹伯里（Harri
sonSalis?bury）的说法：当时有“十多个第一流的美国记者逐日地报道”中国战况。在这些人中，白修德（TheodoreH．White，1915－1986）当之无愧地占据一个重要席位。白的杰出不仅因为他采写的中国报道数量多、影响大，他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、不向强权低头、最终摘取“普利策”新闻奖的拼搏精神也成为一代年轻记者的楷模。
有几名世纪风云人物曾影响了白修德的记者生涯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为了坚持自己的追求，白修德不惜与这些大人物一一决裂。第一个大人物是他的恩师、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教授。据美国记者哈尔伯斯坦（DavidHalberstam）透露，1934年，穷人家的孩子白修德考上了哈佛大学，不久就拜在费氏门下。费氏夫妇对其关怀备至，视同己出。白修德以优异成绩毕业后，因当时的汉学研究不景气，费氏就力荐高足去当新闻记者，去中国建立功业。费氏送给学生一台打字机，写了6封推荐信，并从此密切关注白修德的动向。一些学者认为，白修德“有生之年不论写任何东西都是设想费正清要阅读的”。白修德到中国后一直与费氏“亲如家人”般地通信。然而，1944年，白修德一系列批评蒋介石消极抗战、同情中共的报道引起了费氏的强烈不满。他给学生写了一封严厉的、“极其残忍”的信，其中说：“我为你感到羞耻。你的朋友为你感到羞耻。你的国家正在受骗。你必须表明你的立场。”
白修德没有低头，导师的信使他揭露中国现实的决心更加坚定。他不久写出的《中国的惊雷》引起了美国文坛的震动，亦令导师为之侧目。费氏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文章时保守地评论此书“鲜明、锋利、诚实，会有广大的读者”。在后来的时光中，白修德是否与恩师达成了和解一直是史家考证的悬案。不过，从白修德自传中的有关描写倒的确可以看出他对导师的一往情深。
影响白修德记者生涯的大人物还包括蒋介石夫妇。对蒋宋，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，用他的话说就是从“尊重”到“惋惜”再到“鄙视”。早期，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，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，但随着采访的深入，他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。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愿见到的现实时，麻烦就来了，国民党政府就给予不断地阻挠。最突出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，当时，白修德冲破封锁去河南采访大饥荒。他将遍地饿殍、人肉相食的情景写成系列报道，发表在《时代》杂志上。时值宋美龄访美，那些来自中国的真实报道使夫人如坐针毡，勃然大怒，她立即与《时代》老板亨利·卢斯（HenryR．Luce）通电话，要他立即招回“那个卤莽的小记者”，并将其辞退。但卢斯严词拒绝。因为此事，蒋介石召见了白修德，检视了后者拍摄的照片，最后承认白“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”。《时代》发出白修德的河南大灾荒报道后，美国运来了大批粮食，全国上下都为河南募捐。蒋介石也确实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。然而，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崩溃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……我深信不疑的是，他不仅对我们无用，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。”
在白修德命运中出现的另一个、也是最重要的大人物是美国新闻界名流、《时代》杂志老板亨利·卢斯。卢斯生于中国，其父是来华多年的美国传教士，故卢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，并由此决定了30到40年代《时代》对中国高度关注的风格。当然，该刊的中国报道具有卢斯强烈的个人偏见与党派色彩。40年代的《时代》炙手可热，是美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的杂志。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——犹太人白修德。当时的犹太人极受歧视，根本无法进入美国文坛主流。像《时代》这样的著名杂志从来不用犹太人，它的记者都是些高大英俊之辈，而白修德却是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。《时代》对卢斯的网开一面令新闻界感到震惊。然而，白修德实在太出类拔萃了——他的激情、意志、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。卢斯发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，这是他重用后者的另一重要原因。白修德对上司也极具好感。他认为，“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”。1942年卢斯曾有中国之行，抵达重庆的第二天，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。卢斯一边使用童年学来的生硬的汉语，一边提醒白修德“纠正我！纠正我！”。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，结下了深厚情谊，几天后，卢斯任命白修德为《时代》远东版主编。
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和栽培而冲昏头脑，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。卢斯的亲蒋反共立场使其不能容忍部下的脱轨。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。1944年，白修德发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，遂发出抗议。到了同年11月，他的稿子已经在《时代》发不出来了。白修德给老板写了一封长达30多页的信，其中说：如果你坚持现行政策，“你就不仅错了，而且害了美国，也害了中国”。卢斯则抨击白修德“太左，太靠近共产党”。
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《时代》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。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，在发给卢斯的电文中说：“如果《时代》明确地、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。”不久，白修德奉召回国了，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。在冷漠的气氛中，白修德提出辞职，然后一鼓作气，写下了《中国的惊雷》（与AnnaleeJacoby合著）。该书由斯诺作序。索尔兹伯里认为，此书“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”。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，他大骂“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”。哈尔伯斯坦评价道，“卢斯很明白，白修德比他要正确”。然而，卢斯对外界声称，由于白修德是共产党，所以《时代》不得不解雇他。这使白修德伤透了心。
双方整整有10年不说话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白修德对了，卢斯错了。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，曾有一夜促膝长谈。不久，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，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，卢斯说：“在中国问题上，我不知道谁对谁错，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，老弟。”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《时代》，但同意为其写稿。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，他们的友谊的确慢慢恢复了，但当年的亲密无间早已飘然而去。
1953年，白修德返回美国，不久即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，他的护照曾被吊销，他还有失业的经历，但他顽强不屈，昂然前行。在当年前往中国采访的记者中，只有他获得了美国新闻最高奖——“普利策”新闻奖（1964）。他的系列报道“总统的诞生”首次披露美国总统选举的全过程，赢得了新闻界的一致好评。1986年，白修德因癌症在纽约逝世。他身后留下了十余部书，其中《探索历史：一个人的历程》是最为重要的著作，该书为美国1986年10大畅销书之一，也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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